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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古今，還是中外，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把人民群眾分為三類：“良民（或順民）”、“刁民”和“暴民”。對于統治者來說，統治“良民”最為省心，確保其最基本的生存即可；統治“暴民”也比較簡單，無情鎮壓就行；統治“刁民”，最為頭疼，處理好了，“刁民”變“良民”，處理不好，“刁民”變“暴民”，如果“暴民”多了，一旦星火燎原起來，就會危及統治，甚至讓統治者萬劫不復。
我們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社會，就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就會出現形形色色的“良民”、“刁民”和“暴民”。這里，“良民”和“暴民”就不說了，只說說“刁民”，而且是當代“刁民”。
當代“刁民”，可分兩種類型：正當訴求型和無理訴求型。正當訴求型是指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或不公正對待而進行抗爭的“刁民”。無理訴求型是指為了實現自己最大的利益，提出過分要求，甚至采取過激行為的“刁民”。
在現實生活中，這兩類“刁民”都很多。只是我工作十幾年來，對正當訴求型“刁民”很小見到，對無理訴求型“刁民”，倒是見到不少。
先舉兩個正當訴求類型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
某一年，我省公務員考試，對部分少數民族考生實施了筆試加分的政策。報名期間，我接到一個質疑這一政策的電話。開始，我完全按照規定進行解釋，筆試加分政策，考慮的主要對象是具有本民族語言和文字的少數民族。電話那頭說道，對筆試加分政策沒有異議，但還有其他少數民族，也是具有本民族語言和文字的，怎么不列入加分范圍呢？我就是屬于這種類型的少數民族考生，給你們打這個電話，不僅僅是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民族。聽到對方的這一番話語，我一時語塞，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在那名考生非常理性，他說，要改變這次公務員考試的政策，已然不可能，我希望在以后的公務員考試中，能夠考慮一下。后來，我把那名考生的意見向上級反映，上級沒有任何回應。第二年我省公務員考試的加分政策，沒有進行絲毫調整。
這名考生，在官方某些人的眼里，也許就是“刁民”：我們制定的游戲規則，豈容你一介草民來妄加質疑？
第二個例子：
我單位經常安排人員接訪。一次接訪中，三名四川籍的農民工來反映老板克扣工資問題。我仔細咨詢后發現，他們與務工企業的勞動關系發生在外地、務工場所也發生在外地，根據屬地管理原則，我單位沒有管轄權。于是，我建議他們到當地有關部門反映，讓當地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一聽，情緒就激動起來，說到當地政府反映了多次，可當地政府不作為，以老板不見面為由，一直拖著沒能解決，我們只好到這里來反映，希望你們給解決，給我們農民工一個活路。我說：既然如此，為何不到法院去告你們老板違反勞動法，告當地政府不作為呢？他們說，這有什么用？政府都不予解決，法院就能解決了？你們這要是不給解決，我就到繼續上訪，我相信，總會有人來解決我們的問題，還能好好治一治你們！說完，他們拿回上訪資料，摔門而出。
這三名農民工，在官方某些人的眼里，就是“刁民”：正常的渠道你們不走，非要通過非正常的途徑來實現你們的利益，不是“刁民”是什么？
再舉兩個無理訴求類型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
大約八年前，一名老人到我單位上訪，要求解決其孫子的工作問題。她說，兒子媳婦因車禍死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孫子教育成才，而今已經大學本科畢業，政府應當把他分配到國家單位工作。我說，現在畢業生就業政策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政府不再包分配了，所有的大學生都是自己找工作呢?？墒撬f，如果政府不給她孫子分配工作，我就天天來。我開始以為她只是說說而已，沒當回事。沒想到之后一連十幾天，她真的每天都來。我只好放下手邊的工作，跟她苦口婆心地解釋有關政策，甚至拉家常。到了最后一天，她說，你們今天要是還不給我孫子分配工作，我現在就死給你們看。我以為她只是嚇唬而已，沒想到她趁我不注意，拿出一包老鼠藥塞進嘴里，吞了個干凈。我頓時慌了神，緊急調派公車把她送到醫院。所幸處理及時，老人最后脫離了危險。
這名老人，在官方的眼里，就是“刁民”：為了給官方施加壓力，你竟然拿自己的生命當兒戲，不是“刁民”是什么？
第二個例子：
也是某一年我省的公務員考試，某單位根據工作需要，對考生進行了相關專業測試，部分考生成績不及格。成績公布后，不及格的考生認為專業考試存在貓膩，串聯起來，先后在國家某部委網站、我省某著名網絡論壇大肆發帖，認為該單位故意壓低他們的專業成績，攻擊公務員專業考試的公正性，給我省公務員考試工作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我們只好將命題閱卷專家和那些考生全部請來，在紀檢監察部門和考生家長代表的監督下，再次拆封試卷，讓考生自己查卷，并由專家進行面對面的答疑解惑。經查卷和答疑，他們最終確認專業測試沒有問題。對此，我們對那些考生，尤其是那位帶頭的考生，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
這些考生，在官方的眼里，就是“刁民”：你們妄圖利用新媒體，通過煽動大眾對官方的不滿而博取同情，不是“刁民”是什么？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社會發展很快，人民生活水顯著提高，可各種各樣的“刁民”依舊越來越多，層出不窮。君不見，各級政府門前，幾乎每天都有上訪群眾聚集。看來，“刁民”是否產生，與經濟社會發展沒有關系，與生活水平提高沒有關系。這，就不得不讓人深思了。
我想，“刁民”的出現，與某些領導錯誤的理政觀念有關。我們國家對領導干部實行任期制。某些領導，為了自己的仕途，開展各項工作主要考慮的是任期內轄區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至于繼任者將會面臨什么局面，考慮得很少。經濟繁榮倒是好辦，用數據說話就行。至于數據怎么產生，我們都懂得。社會穩定就不同了，轄區內一旦出現群體性事件，想捂是捂不住的。而“刁民”們的不斷上訪，往往就是群體性事件的直接誘因。因為很多上訪“刁民”的訴求，可能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關系，所以對上訪“刁民”的處理，某些領導考慮的重點不是如何依法、公正、有效的去解決“刁民”的訴求，而是一拖、二穩、三堵、四滿足。拖，就是先拖一段時間看看，如果“刁民”被拖得沒脾氣了，也許就不上訪了；穩，就是對拖不住的“刁民”，想辦法給點蠅頭小利，穩定其情緒，使其不越級上訪；堵，就是對越級上訪的“刁民”，尤其是進京上訪的“刁民”，進行圍追堵截，百般阻撓不讓其直達天聽；滿足，就是對可能誘發群體性事件的“刁民”，一番討價還價后，滿足其訴求。這樣的處理方式，雖然在短期內能取得一定效果，卻在群眾中形成了所謂“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觀念。由此，一些心懷叵測的人，便有了可乘之機，導致很多無理“刁民”的產生。
我想，“刁民”的出現，與不規范甚至違法的行政行為有關。某些公務員，工作中首先考慮的是對上級負責，讓上級滿意，很少考慮對群眾負責，讓群眾滿意。領導的指示，他們不講原則，絞盡腦汁地做好；群眾的事情，他們卻堅持“原則”，中規中矩地去做，而且在做的過程中，每一個細節都向上級請示，由上級決定。當上級的指示與群眾的利益一致時，皆大歡喜；不一致時，往往上級受益，群眾受害。更有甚者，個別公務員不作為、選擇性作為或亂作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中飽私囊，肆意處置侵占群眾的利益，導致群眾怨聲載道。部分群眾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走上了上訪之路。
我想，“刁民”的出現，與落后的司法管理體制有關。目前，我們國家的各級司法機關在同級黨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這種依附黨政的司法管理體制，無法保證司法獨立。因此，法官們審案斷案時，不能不考慮當地黨委和政府的意見，因為他們的官帽子、錢袋子都拽在當地黨委和政府手里。由于法外因素太多，如果法官稍有私心。其審案斷案的公正性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會出現冤假錯案。所以，“刁民”們寧愿上訪，去尋找能夠為其做主的“包青天”，也不愿與官方“對薄公堂”，他們知道，“對薄公堂”的勝率，微乎其微。
所謂的“刁民”現象由來已久，也將永遠存在下去，因為“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要想杜絕這一現象，根本不可能，但是，如果官方轉變理政觀念，規范行政行為，改革司法體制，把官方的一切行為置于“陽光”之下、法律之下，或許，可以讓部分“刁民”轉變成“良民”。這是一項長期而繁重、龐大而系統的工程。完成這項工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但可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了希望，習大大治國理政以來，頻頻重拳出擊，大力懲治貪官和庸官，收到了很大成效，對改變官風起到了積極作用。目前，習大大正在領導一場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這場改革，涉及到黨的管理體制、政府管理體制、軍隊管理體制、司法管理體制等各個領域。我相信，如果各項改革能夠按照既定的目標順利完成，那些所謂的“刁民”，就會越來少，我們的社會就會更加和諧，幸福指數就會節節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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