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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東海岸，危崖壁立千仞，緊緊逼臨著蔚藍色的太平洋，一條狹窄的山路在懸崖上曲折前進。這條風光奇險的山路就是連接臺灣省宜蘭縣蘇澳鎮(zhèn)至花蓮的蘇花公路。蘇花公路清水斷崖北起和平溪、南至立霧溪，全長約21公里，是一段高出海面約200－1300米間的斷層崖壁，依山傍海垂直又陡峭，蘇花公路盤旋其間，名列臺灣八大景之一。

我沒有到過臺灣，施秉縣苗學研究會的潘家相會長最近攜夫人跑到那里去來，他到了蘇花公路的一處叫“蘇澳道”的地方，看到了立於清同治13年（1874年）的石碑，他說，看了那碑之后才知道，臺灣最美的蘇花公路居然是自己家鄉(xiāng)的人羅大春最早修建的，他為此興奮不已。他把從碑刻上抄下了碑文，碑文如下：

大清同治十三年夏六月丙戍，福建?路提督黔中?大春?奉?旨巡防?朔，?禁?番。秋七月癸丑，?次?澳；八月辛未，?大南澳。初?澎道江右夏??以千人伐木通道，自?澳及?澳；七月戊午，?郡。?澳以往?山茸然，恒古未?；?番伏戎，大?民害。大春徵募??斧之、斤之，?之、?之，碉之、堡之；又?而以番?番，招?之。於?！?士?幽??、宿瘴食?，疫?不、以?。朝廷威福也，?校用命也，不可不?。?幕次三衢范?祥撰文，三山?道本?丹，?眠方宗亮、?安高士俊?石，勒?大南澳道左。黔中?安??造。

之后，我在《國學導航》網(wǎng)站上找到了臺灣文獻叢刊之《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后來，我又讀到了羅大春所撰《臺灣海防并開山日記》、《臺灣倭兵紀事》等資，閱讀了相關內(nèi)容，由此證實了他的說法，原來臺灣的開發(fā)居然與千里之外的貴州施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羅大春，原名羅大經(jīng)，字景山，貴州省施秉縣偏橋鎮(zhèn)施家沖人，官至從一品。道光十三年（1833年）出生于施秉縣的施家沖（現(xiàn)城關鎮(zhèn)南門村）。憑借過人的勇敢和機智，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屢建奇功。被清廷授予“沖勇巴圖魯”稱號，被晚清國學大師俞樾（章太炎的老師、俞平伯的祖父）譽為晚清“中興名將”。他十七歲當兵，二十七歲任參將，二十八歲任總兵，四十一歲擔任福建陸路提督、福建船政輪船統(tǒng)領、代理福建水師提督，曾在臺灣“開山撫番”，四十六歲任湖南提督。光緒十六年（1890年）病逝在福建建寧總兵任上，終年58歲。

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可就是這樣一個鄰居小兄弟則是一個不厚道的家伙。上中學時，我們就讀到戚繼光抗倭故事，后來又讀到抗日戰(zhàn)爭，從明永樂到嘉靖，又從清初到民國，這條小蟲子總是想吞噬中華這條大龍，即便是自不量力。

自1868年明治維新后，日本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積極向海外侵略擴張，開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對海道要沖的臺灣虎視眈眈，妄想據(jù)為己有。同治十年(1871年)，琉球國一漁船遇颶風漂流至臺灣，與當?shù)馗呱阶逶∶癜l(fā)生沖突，琉球國漁民被“牡丹社”高山族住民誤殺。日本遂以此為借口，趁機于1874年5月出兵3000多人悍然侵略臺灣，在恒春港登陸。這就是發(fā)生在臺灣的“牡丹社事件”。同治帝接到奏報后，即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赴臺處理日本侵臺事件，并籌劃和部署臺灣防務。為此，他一方面調(diào)兵遣將布防。于1874年8月，從大陸抽調(diào)用洋槍裝備的淮軍武毅“銘”字軍十三營6500多人運抵臺灣；10月，又調(diào)遣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率軍700多人和從廣東招募的粵軍約2000多人到達臺灣東海岸，設防于鳳山、東港、枋寮、蘇澳一帶；并雇用西方洋將協(xié)助操練清軍陸營洋槍隊，訓練各輪船水師，派洋人日意格到歐洲采購鐵甲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到了1874年10月，各路援兵抵臺。此時，日方看到中方?jīng)Q心抗日，不敢輕舉妄動，加上日軍水土不服，死病無數(shù)，又迫于國際社會輿論的壓力，日方不得不與清政府進行談判。1874年10月31日，中日雙方在美、英、法等國的“斡旋”下，清政府派恭親王奕與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簽訂了《中日北京專條》，規(guī)定中國賠款白銀五十萬兩；放棄對琉球國的宗主權；日軍退出臺灣。1875年，日本迫令琉球國斷絕自1372年（明洪武十五年）同中國建立的宗藩關系。到了1879年（光緒五年），日本趁清政府與沙俄交涉伊犁問題之機，出兵占領琉球，廢琉球國王，改琉球為日本沖繩縣，這是后話。

“牡丹社事件”的發(fā)生，清政府治臺政策有了重大轉(zhuǎn)變，這成為羅大春赴臺最直接原因。羅大春赴臺還有一個很深的背景就是他與湘軍的密切關系。羅大春早年從軍于湘軍參加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深得湘軍重要人物左宗棠的賞識。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被任命為閩浙總督，同治四年羅大春隨同左宗棠入閩，同年六月二十日被推舉為漳州鎮(zhèn)總兵，同治五年（1866年）底，再次以“久經(jīng)行陣，謀勇兼優(yōu)，才識出眾”被推舉為福建陸路提督。同年，左宗棠創(chuàng)辦福建船政，開展洋務，師夷長技以制夷，并推薦林則徐女婿沈葆楨為船政大臣。同治十二年（1873年）沈葆楨等人推薦羅大春為福建水師提督。次年，即發(fā)生“牡丹社事件”后。羅大春赴臺，主要負責駐防臺灣北部蘇澳，以防止日軍在臺灣的侵略擴大化。

羅大春在臺灣的時間前后只有一年多，其史事最詳細的記載莫過于他本人所寫的《臺灣海防并開山日記》。這一珍貴的史料由龐百勝先生于1965年至1966年間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發(fā)現(xiàn)的，后由臺灣銀行經(jīng)濟研究室以臺灣文獻叢刊第308種編印得以公諸于世。根據(jù)羅大春日記記載，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二十二日抵達臺灣安平（今臺南），到次年八月初三離開蘇澳止，在臺灣的時間只有一年零一個多月。羅大春在臺的這段時間，是其軍旅生涯的一大亮點，也是其人生的一大轉(zhuǎn)折點。

羅大春抵臺南后，在此作短暫停留，七月初一即從臺南出發(fā)，經(jīng)過十三天的跋涉到達臺灣東北部蘇澳駐地，接替夏獻綸掌管臺灣北部防務及“開山撫番”事務。此時臺灣東北部的情況是，自從1812年清政府在噶瑪蘭置廳后，宜蘭地區(qū)雖納入臺灣地方政府管轄，但蘇澳以南直到花蓮、臺東一帶因為高山大海阻隔，再加上泰雅族群獵首頻繁，鮮與外界聯(lián)系，尚處未開發(fā)狀態(tài)。這一片地區(qū)也正是臺灣北部海防的真空地帶，必須加強海防。羅大春到達蘇澳后，即作安排部署，全身心投入“開山撫番”中，歷經(jīng)四個月時間，一條“可輿、可馬”的沿海山路開通。該路北起蘇澳，經(jīng)東澳、大南澳、大濁水、大清水、新城至花蓮為止，共計二百余里。爾后，自花蓮到秀姑巒的山路剛剛動工，羅大春因病離開，其未竟之業(yè)由另一個貴州人福建福寧總兵宋奎五承接繼之。以今天的眼光看，臺灣蘇花公路由貴州施秉人羅大春組織人興修，又由另外一個貴州人福建福寧總兵宋奎五承接繼之，說明，蘇澳至花蓮這條路與貴州有不解之緣。

當時臺灣還屬“番地”，在加強臺灣海防時必須注意“開山撫番”。在道路的開鑿過程中，羅大春采取“步步為營”的辦法進行，在沿途險要地段均修筑碉堡炮臺駐扎軍隊嚴加防守，以兵護路，使其成為海防屏障，填補此地海防真空，從而大大提高臺灣東北部沿海防御能力。當然，沿途駐扎軍隊，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各激勵士武，首尾聯(lián)絡，以護衛(wèi)開路。”保障開路工程人員的安全，使其不受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襲擾。

臺灣海防主要是北部和東部，所以必須注重線路的選擇。北路的開山實際上都是沿海岸線進行，作出這樣的選擇除上述海防戰(zhàn)略需要的考慮外，再就是為節(jié)省開支和便于施工，因為這條線路距離最短，工程量相對于走內(nèi)陸也要小得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人修建蘇花公路時，基本上也是沿這條線路進行，由此可見當年羅大春在線路選擇上的遠見卓識。

當然這條路線多是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泰雅、太魯閣族群主要分布在臺灣東北部山區(qū)，因有文面習俗，而被稱為“王字番”，又因最盛行獵首習俗而素有“悍番、兇番”之稱。羅大春在他的日記里有這樣的記載：“額刺‘王’字之番，更以殺人為豪。其俗得一頭顱，方能得婦。處事不論情理，以得級之多寡為曲直。故時挾標槍，伏莽狙擊，中則割其首，吮血刮肉而去。兵勇、樵夫被其刺殺者，不時而有。”可見，他所主持的臺灣北路“開山撫番”可謂困難重重，這些困難既有來自修筑山路所必然遇到的架橋辟山之艱巨，也有來自糧餉接繼不及、內(nèi)部人手不足以及瘴癘肆虐的困擾，更有來自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阻撓襲擾等，其所歷經(jīng)的艱難困苦可以說是常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在“撫番”方面，羅大春采取“恩威并濟”的辦法來對待當?shù)厣贁?shù)民族。當時蘇澳、花蓮至臺東一帶的少數(shù)民族支系眾多，除有泰雅族群外，還有太魯閣、加禮宛、阿美等族群，各個族群因為傳統(tǒng)文化的差異，對待清軍的態(tài)度也不一樣。總的來說，泰雅族群和太魯閣族群與清軍的沖突較多，因而羅大春對這部分族群多采取的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辦法加以應對，而對加禮宛、阿美諸族群因為他們主動歸附，則采取賞賜安撫的辦法區(qū)別對待。說明當時羅大春在處理民族問題上，還是有一定辦法的。羅大春在日記里說，光緒元年，初移駐新城之后，當?shù)氐奶旈w族群更是接二連三對他們發(fā)動襲擊，“正月二十四、五、六；二月初五、六、七、八等日，太魯閣番競敢糾眾數(shù)百撲我新碉，弁勇一面力拒，一面興筑。余親督炮隊馳援，番族傷亡頗多，始行敗竄，我勇陣亡者亦二十五人。”在修路過程中，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不斷襲擾，也給開路大軍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也是羅大春時刻要面對的問題。

因羅大春所組織修筑公路的地段地質(zhì)不穩(wěn)定，地勢又險惡，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修路所必經(jīng)的大南澳溪、大濁水溪（今和平溪）和立霧溪非架橋跨越不可。因為正值夏秋臺風季節(jié)，溪水漲落不定，也常常影響架橋施工的進度。至于大濁水至大小清一帶的懸崖峭壁更是難以逾越的天險，“峭壁插云，陡趾浸海，怒濤上擊，泫目驚心。軍行束馬捫壁，??而過，尤深險絕。”“因阻于石壁，別無他徑可緣，……惟??萬丈，下臨無際，開鑿之功，終恐難施。”因糧餉接濟不及，人力不足，甚至病魔的侵襲，也成為當時開路的種種障礙。大陸運送糧餉、兵丁的接濟之船常常不能及時趕到，以至出現(xiàn)“彼則嗷嗷待哺，度日如年；此則日待濟師，急如星火。重洋遠隔，亦徒喚奈何而已”的嚴重局面。到1875年7月？經(jīng)羅大春一年來的招撫墾荒？加上道路通暢？臺灣北部的開發(fā)已初具規(guī)模。清廷為加強管理？決定在臺灣北部設一府三縣。將府治設在艋胛？并將艋胛改名為“臺北”。下轄“淡水”、“新竹”、“宜蘭”三縣。至此？臺灣北部從蘇澳到岐萊（花蓮）？就全面納入了清廷的有效管理之中。對臺灣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和鞏固海防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目前發(fā)現(xiàn)羅大春在臺灣共立石碑三通，這是研究羅大春在臺“開山撫番”的重要史料之一。按立碑的時間先后，三通石碑分別叫“南澳開路碑”（1908年由日本人發(fā)現(xiàn)）、“師次新城碑”（1896年由鳥居龍藏發(fā)現(xiàn)）和“羅大春開劈道路里程碑”（該碑的內(nèi)容在羅大春日記里有詳細記載，1928年由日本人發(fā)現(xiàn)）。其中，“羅大春開劈道路里程碑”被認為是臺北南澳地區(qū)最有價值的古文物。

“南澳開路碑”原立于大南澳古道旁，后被移往南澳震安宮東面。從其中碑文的內(nèi)容看，該碑記錄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羅大春接替臺灣道夏獻綸率領開路大軍修路的艱苦歷程。“師次新城碑”是1896年鳥居龍藏在新城附近草叢中發(fā)現(xiàn)的，他當時還記下碑文。后因海水漫侵原碑已失。該碑主要記錄羅大春開路大軍從大南澳沿海岸線，越過大濁水、大小清水開路，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十三日到達新城的經(jīng)過。“蘇花開路里程碑”原碑立于蘇澳道左，后被移往蘇澳晉安宮與“羅大春興學碑”并立。該碑樹立經(jīng)過及內(nèi)容在羅大春的開山日記中有記載。根據(jù)羅大春日記記載，該石碑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立。

從上述碑文看，我們可以推斷羅大春主持的蘇花古道的開鑿工作，用時只有短短的四個月時間，即從同治十三年七月起至十一月止，而非人們常說的一年時間。在當時困難重重條件下，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nèi)開通長達二百余里的“可輿、可馬”的山路，使我們不得不由衷感嘆開路大軍效率之高和羅大春組織領導能力之強。

注：此文是根據(jù)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七輯《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羅大春《臺灣海防并開山日記》和《臺灣倭兵紀事》，以及《羅大春在臺史事及有關問題試探》（羅春寒）等資料整理而成。

貴州省施秉縣苗學研究會吳安明（筆名紫夏）

二0一六年七月二日于偏橋古鎮(zh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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