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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妓“蘇青
（一）蘇青簡談
蘇青（1914年～1982年） 中國作家，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是與張愛玲齊名的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浙江寧波人。1933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1988年更名為東南大學）外文系，后畢業移居上海。蘇青本名馮允莊，早年發表作品時曾署名馮和儀，后以蘇青為筆名。
1933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外文系，后畢業移居上海。1935年，為發抒產女苦悶，寫作散文《產女》投稿給《論語》雜志，后改題為《生男與育女》發表，是為創作的開始。
1940年代初因婚姻變故而成為以文為生的職業作家，作品主要發表于《宇宙風》、《逸經》、《古今》、《風雨談》、《天地》等雜志。
1943年，代表作品長篇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開始在《風雨談》連載，一時被目為大膽女作家而毀譽紛紛；該書次年出版單行本，半年內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稱為“猶太女作家”。
1947年，《續結婚十年》出版。
蘇青寫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結集為《浣錦集》、《濤》、《飲食男女》、《逝水集》，此外還有長篇小說《歧途佳人》等。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學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壇最負盛譽的女作家”。同時進入出版界，曾主辦《天地》雜志，創辦《小天地》雜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戰勝利后，作為落水作家被傳訊。
1949年后留居上海，擔任越劇團專職編劇。曾編寫《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與黛玉》、《李娃傳》等劇目。其中1954年《寶玉與黛玉》演出連滿300多場，創劇團演出最高記錄。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二）蘇青與張愛玲
心高氣傲的張愛玲曾說：“把我通冰心、白薇他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我才是心甘情愿的。 至1945年夏為止，張愛玲在《天地》上發表了許多散文。其中有與蘇青做同題文章的《談女人》，還曾與蘇青在同一專題下作文。藝術上兩人彼此非常敬重。蘇青在雜志編后記里不時夸贊張愛玲的作品，比如稱《封鎖》為“近年來中國最佳之短篇小說”。張愛玲一有作品集要出版，蘇青馬上又很積極地加以宣傳推薦。張愛玲則寫過一篇題為《我看蘇青》的長文，堪稱蘇青的知人之作，她在文中寫道：“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地的文化水準。”利用自己在文壇上的聲譽和地位，肯定蘇青的文學創作水平與價值。張愛玲此言，不僅在當時為廣受爭議的蘇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紀90年代后，因社會上興起“張愛玲熱”而連帶起人們對蘇青的關注。
張愛玲蘇青胡蘭成他們仨是什么關系？三角關系。“對蘇青，張愛玲則難以完全消除戒心，因為她深知離了婚的女人是寂寞的，她深知的還有胡蘭成是“難得滿足”的”。
蘇青與胡蘭成是大同鄉，初由《人間》雜志主編吳易生介紹相識。單從胡蘭成《今生今世》里寫他出獄后去見蘇青，并從她那里打聽得張愛玲住址一節，就可略窺兩人的關系了。蘇青與周佛海夫婦關系也不一般，她曾拜楊淑慧為過房娘，《天地》剛開張時，楊淑慧即送了兩萬元作為賀禮。所以蘇青到周家去為胡某求情，原屬正常。不正常的是張愛玲愿意陪同。
張愛玲雖然與胡、周都不相識，但他二人的事跡，快人快語的蘇青會告訴她一些。胡蘭成在入獄前已出版有《最近英國外交的分析》、《戰難和亦不易》、《爭取解放》等書，還先后在《中華周報》副刊、《人間》雜志、《天地》雜志上發表了《周作人與路易士》、《人間味云云》、《關于花》、《談談周作人》、《論書法三則》、《“言語不通”之故》等文章，張愛玲可能會有所耳聞或讀過一些，對這位才子型政治家的胸懷與文才可能會從文中有所了解。大家同是舞文弄墨之人，她與他雖不曾謀面，但不妨礙她起惻隱之心，生惜才之意。她與蘇青雖然相識不久，交往不深，但以蘇青熱情爽朗的性格，是容易使人與她“快熟”的。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寫到他在《天地》上讀到張愛玲的小說《封鎖》，竟讀了一遍又一遍，還寫信給蘇青，問“這張愛玲果是何人？”還收到蘇青的回信，這都是11月中下旬發生的事。所以張愛玲或許先已從蘇青那兒得知胡蘭成入獄前曾來信詢問過她，而對胡蘭成有了一份感激，也可能預感到這是一位知己者，結果蘇青一邀同往周佛海家為其求情，她便慨然應允了。
胡蘭成由死罪而重獲自由，重睹《天地》，該有恍若隔世之感。《天地》已出至四期，第三期上有張愛玲的一篇《公寓生活記趣》，因是散文的緣故，一支筆舞得更加好看，妙趣橫生而更見作者才情；第四期上是散文《道路以目》，寫路邊見聞，雖然有點思想，但總的來說寫得拉雜、無趣，有湊字數的嫌疑。當然胡蘭成不會因此而降低對張愛玲的好感與興趣。張愛玲在文中竟也以“窮親戚”為喻，這與他的是巧合呢，還是迎合？這又令人懸測。作品之外，雜志上還登了一幀張愛玲的小照，胡蘭成終于抑制不住向往之心而離寧赴滬，去見張愛玲。
《天地》每期都有張愛玲的作品，持續了整整一年。其后的中斷也不是真正的中斷，而是蘇青又創辦了《天地》的姊妹刊物《小天地》，張愛玲將作品移過去兩期，接著又回來，直到1945年5月為止。
張愛玲給《天地》的散文，多是一些不過于嚴肅、重大、理性的話題，內容常是切身、輕松、雋巧的。與她發在《雜志》上的作品相比，可以看出她對《雜志》如對師長，對《天地》則似姐妹。對前者用的是敬重，對后者求的是親切，“叨在同性”的親切。這是《天地》的風格使然，也是張愛玲對它的定位。
張愛玲不但為《天地》撰稿，還為它配插圖，設計封面。蘇青寫的一篇《救救孩子》，題頭即有張愛玲的畫：一個兩歲左右的小胖囡，一邊一只羊角辮支楞著，一臉擔驚受怕的表情，一只手扒在欄桿上，上嘴唇就也擱在欄桿上，可憐極了。《天地》第11期到14期的封面就是張愛玲設計的，畫面有天有地，與雜志名相稱，天上有幾片云，地上仰臥著的大概是一尊佛的頭頸，簡潔而浪漫生動。
除了《“言語不通”之故》之外，胡蘭成在《天地》上的作品還有四五篇文章；他還為蘇青的天地出版社辦的另一小型文學刊物《小天地》寫過幾篇文章，包括《談談蘇青》。
蘇青很尊敬張愛玲，張愛玲也很喜歡蘇青——胡蘭成與蘇青也很好，與張愛玲也很愛——在三人看似水乳交融的關系下，是各人懷揣的復雜而微妙的心理。
胡蘭成當初由《天地》驚見張愛玲之才，迫不及待地想要與她結識，于是從南京趕到上海去。那天他出了車站不先回家，徑至蘇青編輯部，卻對前來的目的一時按下不表。胡蘭成后來在回憶錄里說當時蘇青見了他“很高興”。
蘇青高興，固然是為朋友終于平安，也應包含朋友一平安了就來看她而帶來的喜悅。所以胡蘭成此時不提張愛玲，他是怕掃了蘇青的興。而后胡蘭成與蘇青一同上街吃飯，仍不提張愛玲。飯畢到了蘇青寓所，這才提出想見張愛玲——是將蘇青的興致安頓妥帖了，方姍姍啟齒。
“張愛玲不見人的。”蘇青這樣回他一句。她說的是實話，可是其中也多少帶了點情緒。先前胡蘭成讀《封鎖》，喜不自勝，寫信來問，蘇青就曾回他一句：“是女子。”近于搶白。胡蘭成向蘇青要張愛玲住址，蘇青“遲疑了一回”才寫給他。
張愛玲不熱衷與人交往，除了她覺得自己待人接物方面“驚人的愚笨”外，更主要的是“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她“充滿了生命的歡悅”。而她的讀者是她最不愿意見的人，這一點她晚年尤甚，至死不渝。她一定與蘇青打過招呼，不要對一般讀者泄露她的住址。蘇青的遲疑，當應有此原因；而且從蘇青自己的意愿來說，也未必情愿胡蘭成去見張愛玲，因為她對胡蘭成的男人性是了解的。
可事情的發展還是大大出乎蘇青的預料。胡蘭成按址上門，吃了張愛玲的閉門羹，蘇青尚未來得及心下大快，次日張愛玲就成了胡家的座上客，而且首次會面便長談不可止！蘇青若知道了，恐怕會大詫其異。
胡蘭成與張愛玲是二月里才相識的，春天尚未結束，兩人就已經如火如荼了。蘇青看在眼里，心情應該復雜。不論作為朋友，還是同為女人，她都不免會為張愛玲擔心。不是擔心胡蘭成的身份，而是擔心胡蘭成是已婚男人，而且是慣于獵色的已婚男人。盡管張愛玲聰明過人，畢竟涉世不深，只怕被胡蘭成“騙”了去。蘇青大概曾想過要去提醒張愛玲，但同時又怕會吃力不討好而自討沒趣，張愛玲可不是個大大咧咧隨和的人，弄不好反而讓自己渾身不自在。這么一想，蘇青的腳步便變得遲疑。即使她仍忍不住俠義之心，在一個適當的場合，借一個恰當的機會向張愛玲婉言，結果大約也是近乎于無的。
張愛玲最初與胡蘭成交往，雖大有相見恨晚之勢，卻不是一見傾心的。張愛玲不是，胡蘭成也不是。從根本上說，他的確是愛她的才，而不是她的人，即便有她的人，也是愛屋及烏的結果。張愛玲雖然喜歡胡蘭成，但她最初以為自己是不會陷進情網里的，而只限于兩情相悅。所以她對胡蘭成說：“你說沒有離愁，我想我也是的。”而且并不在意胡蘭成已有妻室，甚至對他有許多女友乃至狎妓游玩也不吃醋。張愛玲也是由此斷定自己不會愛上胡蘭成。
所以如果此時蘇青向張愛玲提忠告，張愛玲聞言也許會忍俊不禁、撲哧一笑。等到張愛玲忽一日變得煩惱而凄涼，有了胡蘭成所謂女子愛了人的委屈，繼而驚覺不妙，寫紙條叫胡蘭成不要再去看她，而最終又以玉照相贈，將對他的歡喜說出了口，“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云云：若此時蘇青再加勸說，便無論如何也已經遲了。
以蘇青與胡蘭成的關系，她若不愿眼睜睜看著他與張愛玲做錯事而欲加阻止，她會覺得向胡蘭成開口更易些，想要使他倆懸崖勒馬，韁繩也在胡蘭成這邊，因為她知道張愛玲是情不自禁，而胡蘭成則是有心縱情。
有天晚上胡蘭成在蘇青處勾留，張愛玲恰巧翩然而至。邂逅相遇，張愛玲心中立刻泛出醋意，一時不及掩飾，胡蘭成看出來了，蘇青不會看不出來。張愛玲走時，胡蘭成也許會一同告辭了跟出去；也許會為表明什么，仍不動身。那么這時蘇青就極有可能會向胡蘭成發出警告，說你愛沾花惹草，對其他女人也就罷了，對張小姐可不能這么隨便，張小姐不是一般女子，而且是黃花閨女，你若弄出個始亂終棄來，罪過就太大了。
及至后來，卻真的有一天胡蘭成與張愛玲成婚了，雖非明媒正娶，婚書媒證人等等也跡近兒戲，畢竟與朝云暮雨不可同日而語。蘇青也應至此才真正放下心來，并以為自己當初的擔心是錯了，以為從不專心的胡蘭成這回是認了真了。又眼見他二人卿卿我我，喁喁噥噥，直如伊甸園的亞當夏娃一般，幸福得掰不開了，當時大概只會羨慕，哪里還會想到如此神仙眷侶，末了竟也會落入凡夫俗子的癡情女子負心漢的窠臼呢？
張胡結合，蘇青的受益是作為媒人，張愛玲對她多少懷有感激；作為報答的方式之一，張愛玲對蘇青的雜志傾力支持。
1944年春，蘇青的散文集《浣錦集》出版，免不了分送朋友，張愛玲與胡蘭成各受贈一冊，兩人各寫一文賀之，看來不像是應蘇青之請寫文章宣傳，因為書極為暢銷，張胡的文章中主要也在評人而非評書，更有可能是朋友有喜，于是欣然命筆相賀；那時他倆又正在熱戀中，或許是興之所至，相約玩一回同題作文的游戲，這才有了張愛玲的《我看蘇青》與胡蘭成的《談談蘇青》。
張愛玲在《我看蘇青》中寫道：“至于私交，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系，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這是張愛玲的故意低調，何必如此呢？其后張愛玲舉出“去年秋天”的一個雨天，她與炎櫻陪蘇青去時裝店看新做的黑呢大衣，這大概是她倆有“一點感情”的例子。
不難看出，張愛玲在《我看蘇青》中有許多地方是在勉力說蘇青好話的，甚至有的地方還不避討好蘇青的嫌疑，比如她說“我想我喜歡她過于她喜歡我”。
可是有意味的是，張愛玲同時又在文章中時而有話不好好說，皮里陽秋，有意無意地貶低蘇青，至少也是居高臨下的，比如她說“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我是甘心情愿的”。乍一看，好像蘇青很被抬舉，但反過來看，其實是張愛玲在紆尊降貴。
張愛玲又寫道：“無論怎么說，蘇青的書能夠暢銷，能夠賺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么？”像是在稱贊，也的確是在稱贊——把對象降到一個較低的位置來稱贊。
張愛玲拿蘇青的《結婚十年》與《浣錦集》作比較，不說《浣錦集》比《結婚十年》好，而是說“《結婚十年》比《浣錦集》要差一點”。
蘇青很看重自己的理論文章如《道德論》、《犧牲論》等，她的那些與人打筆墨官司的文章也很見機智，還有數量不少的議論文章也相當有見識，可是張愛玲卻這樣寫蘇青：“即使在她的寫作里，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
另外還有：“人家拿藝術的大帽子去壓她，她只有生氣，漸漸的也會心虛起來，因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竟把蘇青框定為一個只會“作”而不懂“理”的作家，雖然也把蘇青捧為“作”的高手，畢竟“眼”是“低”的，而不管是眼高手低，還是眼低手高，聽來都不是一句夸人的話。
總之，張愛玲看蘇青，視角用的是俯瞰，而不是平視，當然更不是仰視。字里行間，多的是示以關懷甚至提攜。尊重也只是一種示以大度的謙讓，而不是恭敬。
由張愛玲筆下的蘇青來反觀張愛玲，張愛玲在《我看蘇青》開頭的一段話，忽然變得意味深長起來。那段話是：“蘇青與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敵視著。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嫉妒是當己不如人卻又無法改變現狀時所產生的一種怨懟情緒。同行因為彼此從事的是同一種勞動，更具有可比性；一比就有高下之分，故易生妒。但就張愛玲與蘇青來說，兩人孰高孰低，區分并不困難。倘若其間有妒，也照理只應是蘇青妒張愛玲，不可能出現相反的狀況。即使是在寫作同行的意義上，張愛玲也不存在嫉妒蘇青的問題。為什么張愛玲要拿不存在的問題來說？細究其原意，這所謂同行，指的不是同業，而是同性。
雖然張愛玲說“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但并非因此要妒盡天下所有的女人。她的用意實在是只指蘇青一人。她用泛指來掩蓋確指。因為蘇青，只有蘇青，在與她張愛玲作為狹義的女人，共同面對一個胡蘭成的情況下，才具有令其生妒的意義。
蘇青在她的《談女人》里，也曾言及離了婚的女人對有夫之婦構成的威脅：“……橫豎沒有男人，便不怕別人侵奪我，而只有我去侵奪別人的了”。
雖然是泛泛而言，但張愛玲如何不心知肚明作家寫東西向來是貌似在寫別人，其實寫的總是自己。所以怕只怕蘇青這話是言者無意，聽者有心。蘇青一定無意，張愛玲卻多半會有心的。
張愛玲寫《我看蘇青》至某處，忽又不無突兀地說道：“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會記恨的。”卻又忍不住補充一句：“并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此固然能表明張愛玲這里的意思確非指作為女人的蘇青，但同時也透露出她對作為女人的蘇青是耿耿于懷的。最后一句當然是畫蛇添足，但往往是那只多出來的腳丫，挾裹著的信息最多；若能吃，也一定是比蛇身更有滋味的。蘇青除了“因為她是個女人”而有可能得罪張愛玲外，還有什么地方能得罪、會得罪張愛玲呢？延發稿件？拖欠稿費？
對于蘇青與胡蘭成的關系，張愛玲可能只是由種種跡象而起疑；也可能會直接從胡蘭成嘴里聽到事實。因為以胡蘭成的性情，及與張愛玲相處的情形，實不相瞞太尋常了。不管實際的情況如何，張愛玲的話卻都說得通，既給自己留了余地，又予人保留了面子。
張愛玲的用意只是為了表明態度：不計較。但含有時間性，即不咎于既往。有時候不計前嫌，是作為勸戒將來的條件的，并非表明敬請繼續、我自寬宥。
張愛玲對蘇青雖然不能做到不存一絲芥蒂，但一來她自視較高，明著疑心蘇青，首先她的自尊心就受不了。二來她又深知蘇青是個宅心忠厚的人，想必對自己不至刻意傷害。而蘇青的精明是只在表面，內里“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女人的弱點她都有”，因而被張愛玲視作可愛，自易容忍“有蘇青這么一個人存在”，甚至樂于與她為友了。
對于蘇青來說，胡蘭成也不可能是她“謀愛”的對象，張愛玲的介入，也就談不上是離間。而當她倆成為朋友后，她甚而可能對張愛玲會懷有某種歉意。或許作為一種掩飾，她對張愛玲一有機會就極力夸贊，以至在張愛玲座談會上，一向口伶舌俐的蘇青，竟口不能言而求諸筆。
張愛玲的《我看蘇青》，看似張愛玲與讀者談蘇青，其實更像是張愛玲在對蘇青表白，而且說話十分小心謹慎，猶如面對一個挑剔的語法老師，主謂賓，定狀補，邏輯加技巧，原想要做到滴水不漏，可聽起來卻使人覺得累得慌。典型的有：“我想我喜歡她過于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并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
本來張愛玲完全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因為我知道她更深，所以我喜歡她超過她喜歡我。可是這樣的話，蘇青會不會反對呢？蘇青也許會說，我比你閱歷深，憑什么說你對我的了解超過我對你的了解？難道你的言外之意是說我對你不夠喜歡嗎？而加了一個“我想”，局面頓時改觀，不僅僅是話中留了余地，客觀事實的斷定更一變為主觀情意的表達，自然中聽多了。而張愛玲還要在最后加一個補丁：“并不是……”，委實周到得無微不至。
張愛玲的過分周到，表現了她對眼中“很容易就多心了”的蘇青心存顧慮，至少是一種客氣，客氣便是見外了。這些地方可以覷出彼此的親疏。
張愛玲處理她與蘇青的關系近于她對《天地》的定位，雖然可以用“親切”一言來蔽之，但兩人的關系還是有些微妙的意味，所以她倆只能是“親切”而不會是“親熱”——張愛玲把“親熱”給了炎櫻。所以她與胡蘭成結婚時，媒證人是炎櫻而不是蘇青。在張愛玲心里，許多事分得很清楚。
炎櫻的性格在某些方面與蘇青頗為相似：熱情，爽朗，單純（也同樣“不是一個清淺到一覽無余的人”。），有文化，懂幽默。她的一個名言是改外國諺語“多一個人多一份智慧”的“兩個頭比一個頭好”為“兩個頭比一個頭好——在枕上”。后語一加，意思全變，頓時妙趣橫生。張愛玲將她的這些妙論與巧智記錄下來，輯成一篇《炎櫻語錄》，登在蘇青的另一個雜志《小天地》上，炎櫻之名因而得以存之名著，傳之久遠了。
張愛玲對蘇青與對炎櫻的態度不同，還可以從張愛玲晚年“欽定”的相片集《對照記》中看得出來。其中炎櫻的照片有多幀，不僅有與張愛玲合影的，甚至還有單獨拍攝的。而蘇青則與胡蘭成待遇相同——付之闕如。
中年后的男人對于活潑可愛淘氣的女孩沒有不喜歡的，胡蘭成也不例外，雖然他并不以此為限。那個后來接替張愛玲而代之、惹得張愛玲到溫州去與之爭短長的周訓德，就頗有幾分炎櫻之風。
炎櫻常與張愛玲結伴出門，她很會演戲，居然可以叫咖啡店的猶太人老板生出惻隱之心而優惠她們，果是胡蘭成所說的“非常頑皮”。
張愛玲是知道登徒子的胡蘭成喜歡炎櫻的，雖然未必像胡蘭成說的有那樣的反應：“愛玲很高興。”但至少張愛玲是能接受的。這是因為她對炎櫻比較放心，故而且由胡蘭成去空喜歡好了。但對蘇青，張愛玲則難以完全消除戒心，因為她深知離了婚的女人是寂寞的，她深知的還有胡蘭成是“難得滿足”的。
（三）蘇青沉浮
1。蘇青做官
《古今》第29期黎庵的《編輯后記》說：“蘇青女士近方服務本市某機關，以女子現宰官身，必多所擘畫，以福我市民”云云。此期《古今》出版于1943年8月16日，則蘇青做官，當在1943年7月左右。這一期刊物中，蘇青還刊發了《談做官》一文，現身說法，頗有那種母雞生蛋后的喜悅和揭露官場黑暗的痛快。
蘇青是在離婚與失業之后，因周佛海妻楊淑慧推薦任上海市長的專員。時陳公博是上海市長，蘇青被陳公博拔擢為專員。據《上海特別市政府公報》第31期：“中華民國32年7月1日茲任馮和儀為本府專員此令”，陳公博1943年6月19日寫給蘇青的信：“我想請你做市府的專員，但專員是沒有事做，也太無聊。派到各科辦事，各科習慣對于無專責的專員，時時都歧視。所以我想你以專員名義，替我辦辦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信寫得很誠懇，讓她選擇：同是專員，是派到各科辦事還是在他身邊辦事。結果，蘇青選擇了前者，不是莫國康式的貼身秘書，而是派到各科專司核簽工作報告的專員。蘇青也并非不想在陳公博身邊，但因為有人及時提醒她危險，這里面有情場奪寵的利益，也有傍漢奸而帶來的陷阱，蘇青及時后退幾步，有她比較清醒的考慮。陳公博在信中還提醒蘇青：“但有一件事—不是條件—請你注意，最要緊能秘密，因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辦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辦的，有些事是等時機才可以辦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內為要的問題。”然而蘇青在做官不久，就寫就了《談做官》一文，大爆其官場內幕，好像是那個喊破國王沒穿衣服的小孩。是蘇青忘記了陳公博的提醒？應該不是，在蘇青的眼中，《談做官》的內容不在陳公博提醒的范疇，文人的腦筋是聰明的，又是難得會糊涂的。那么，《談做官》寫了些什么呢？
首先，蘇青為做大官的人抱不平起來了。在她心目中，這位大官應該就是陳公博。她說，做了大官的人是寂寞的，沒有朋友，也不會有愛人，而且家庭也骨肉生疏，“烏眼雞似的”，感情破裂了，還得顧全臉面。做了大官，連自尋樂趣的機會也沒有。……這些話雖然沒有一定的針對性，但讀者很容易把這樣的描寫與陳公博對上號。說完這些，蘇青又指責起官場的弊害來了，她是聰明到一針見血的，然而這在大官們看來，真是可厭：官場存在這么多弊害，不就是說上級官員不能興利除弊，革新政治么？蘇青做官，不是什么專員，仿佛倒是請了個監察官或評論員。我們可以設想，她既然敢于在《古今》上撰文喧嘩，則日常工作中心直口快，忍不住指指點點，應該不在少數。
蘇青在《談做官》結尾說：“官場如戰場，我希望將來能夠提倡女子做官，一定要比較清凈得多。”當她還沉浸在初為官員的喜悅中，陳公博卻忍不住了，勸她辭職了。陳對蘇青說：女人搞政治不合適，辭職后薪金照給。其實，陳公博想說的是，蘇青你不是做官的料。因為女人而搞政治的不是沒有，如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籠統說女人不合式，肯定不是由衷的話語。三個月不到，蘇青的官癮就這樣到了頭。
蘇青的《續結婚十年》寫于抗戰之后，所以她對出任市府專員的經歷故意作了回避，語焉不詳，畢竟這是可以認定漢奸的職務，她只說收了“金世誠”的10萬元錢，并參加了幾次宴會，還在花園里想：金總理是沒有靈魂的，和他們一起同流合污……甚至連《談做官》這樣的文章，也一句不提及。可是《古今》中刊載著，沒有辦法抹去，而陳公博也是她心儀且感激的人物，蘇青是真誠感謝他的，日本投降后，她還甘冒危險，與陳公博作了告別。
2。蘇青與《江蘇日報》
1944年4月初，《江蘇日報》（出版地蘇州）因蘇青和柳雨生的要求而刊出一則《更正啟事》，內容如下：頃得柳雨生馮和儀兩先生先后來函稱：上月廿三日本刊《揮淚話人間》一文，關于風雨談與天地之銷路問題，查與事實不符，請予更正。茲特更正如上，并致歉意。此啟。
這是一個內容相當簡單，甚至可以說是簡陋的更正啟事，但我們略加回味，不難發現三點：蘇青居然也讀在蘇州發行的《江蘇日報》；其次，她很在乎維護自己編的刊物《天地》的發行量（印數）；還有就是，蘇青與《江蘇日報》新地副刊的編輯郭夢鷗寫過信。蘇青與《江蘇日報》的直接關系就這些了，該報報道和別人評論蘇青，屬于間接關系，此不置論。
蘇青這封更正信函的起因，源于畫家、散文家吳易生的一篇文章《揮淚話人間》。這個題目有點雙關，不僅話的是當前的社會人間，更主要還是話的他自己編輯出版的《人間》月刊。吳易生的名字使人聯想起唐朝的詩人白居易，白居易居甚易，吳易生偏生大不易，因此，他編輯《人間》月刊的經過，想起來就只有邊揮淚邊追述了。在該文中，吳易生談到自己的《人間》創刊號（42年4月）初印2千，后來又再版了3千，“銷路算得不錯”。到1942年9月出版《人間》第三期時，印數只有1500了。吳易生很是感慨，順便說：“聽說《古今》銷路也慘，《天地》、《風雨談》，也是同樣命運，……”這就是馮、柳兩先生看到的3月23日刊出的《揮淚話人間》中關于《天地》、《風雨談》的銷路問題。
按：蘇青的《天地》創刊于1943年10月10日，吳易生發表《揮淚話人間》時，《天地》正好出到第6期。《天地》出到21期結束，第6期還是剛開始，我們不知道吳易生口中的“銷路慘”是什么標準，不過我們知道，他說《人間》創刊印數五千屬于“銷路算得不錯”，而第3期印數1500的話，就是“慘”了，說明吳易生聽說的《天地》銷路，在他寫《揮淚話人間》時，大概也就是一千五百左右吧。然而，文章刊出，蘇青的更正接踵就到了，聲明“查與事實不符”，卻又不明說印數多少，是一種很含糊的更正。
蘇青《天地》創刊，是首印3千，再版2千，與《人間》的情況差不多。這在她的小說《續結婚十年》中的《吳山點點愁》（見影印本P77）中的說法相同，由此也可見《續結婚十年》記載的真實程度。
蘇青的《天地》是接受了陳公博的10萬支票而產生的，現在看來，蘇青辦雜志有點像公款私用，洗黑錢的嫌疑脫不掉，說起來總是民脂民膏，除非出自陳公博的私囊。在當時，這種情況也很普遍，蘇青還享有配給紙，陳公博也算得是當時文藝的一個守護神。特別可貴的是，他給了錢，又給了紙，卻并不插手來控制蘇青的辦刊，并不預先給定一個什么核心價值觀或別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禁忌，或者要先審查審查，這些都沒有的。
不過，蘇青的《天地》畢竟是請了款的，銷路如何，她必須在乎。當《江蘇日報》有《天地》銷路很慘的話傳播出來，對于她，總有點難堪。我們不知道她的第六期印數多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吳山點點愁》中，蘇青講了“錢英俊”的丑事，錢編的雜志，向周佛海吹噓說是1萬份，其實卻是4千份，結果蘇青無意間在周的面前說穿了秘密，“因此錢便恨我入骨”云云。如果蘇青在上海人前說《天地》銷路多少，而《江蘇日報》上卻說銷路很慘的話，蘇青也甚擔心別人會覺得她在欺騙，關系到她為人的名聲，另外銷路還關系到《天地》的廣告收入，因此，蘇青看到《揮淚話人間》，也就不得不更正，但1944年3月《天地》的銷路又會好到哪里呢？據說當時運往北方的郵路也一時斷絕，這也是蘇青雖更正，卻又不敢不能亮明真正印數的原因吧。
3、蘇青催稿
蘇青一生，也就主編了一種雜志—《天地》。在當時，如果說《古今》是意在縱貫歷史，囊括時間的話，《天地》則是乾坤上下，海涵空間的意思。《天地》只出版了21期，其中7-8，15-16還是合刊，總共也就19單冊，量上看并不很多。
蘇青以寫作、出版為生，其敬業精神，確實與眾不同，特別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大家知道的蘇青小姐坐在裝運白報紙的車上親自押車；一個是蘇青親自到報攤收款；還有就是為了編好雜志，費盡心機地催稿。我在《楊淑慧投稿》一文中談到，楊淑慧“因為馮和儀女士再三勸說，每日催促，而且指定題目，不便堅拒，只好簡單寫出。”蘇青其執著的催稿精神可見一斑。當然催稿、投稿就像求婚，必須你情我愿，雙方互相湊集才行。魯迅的《阿Q正傳》就有胖乎乎的孫伏園笑嘻嘻地催稿的功勞。楊淑慧也是本身有文章要寫，一旦碰到出好題目，再三勸說，并且每日催促的蘇青，也只能乖乖交稿了事。
就這么一個例子，還不能說明什么，不妨再來看一個例子。
梁文若，梁鴻志的女兒，《古今》社長朱樸的續弦妻子，她也難逃蘇青的催索。梁文若在《天地》第六期有篇《談天地》的短文，不多幾句話，卻兩次談到了蘇青的催稿。“二月二日……席間馮女士一再向我索文，說也慚愧，我雖然自小受學于家父，但是從來不敢弄文舞墨，以免貽笑大方。可是馮女士的隆情厚意畢竟是可感的，不便固辭……”結果逼出了一首舊作的小詞。“昨天（2月17日）在古今社又遇到了馮女士，她又向我索稿，并且急如星火，限定二十日之前要交卷。”這回更是厲害，據梁文若在文章后注明，這篇《談天地》竟是1943年2月18日“在樸園午餐，餐畢草此。”真是不得了，經過蘇青這一催，梁文若拋掉筷子飯碗，簡直是采取了立等可取的態度，第二天馬上向蘇青交了作業。
梁文若的這么一行字，一方面在暗示自己倚馬可待的“文才”，另一方面則蘇青催稿之厲害，也宛在眼前。
兩個女子在文章中自供蘇青催稿之功效，或許尚不足說明問題，因為同性之間所謂“女人幫女人”比較能說動對方的心，且女人的心相對比較軟，心太軟，自然在蘇青的猛攻之下，丟盔棄甲，潰不成軍了。
巧的是還有男人的自供狀，久經沙場的予且（潘序祖）也經受不起蘇青的催稿，他說：“編者遇見作者的時候，沒有別的事，寒暄之后，自然就是"討稿子"”。
予且曾任中華書局編輯，本身也有催稿的經歷，他在《我之戀愛觀》中說：“記得三年前為《宇宙風》乙刊寫過《吹云隨筆》，里面有一段是描寫"討稿子"的，自問已經寫的很厲害，但是還抵不上本刊編者馮小姐。”原來，予且的這篇文章，連題目也是蘇青限定的，予且說：蘇青的催稿是“限期限字，限范圍出題目”，幾乎天下無二，古今獨一的了。
蘇青催稿的本事，在同樣也做編輯、也經常向別人催稿的予且眼中，也覺得要甘拜下風。鄙人也是蘇青同行，回思職業生活，相比蘇青所為，也自嘆不如。也許，在蘇青眼中，這些作者都是前世欠了她的債吧，所以她會逼得他們這么緊，這是說說笑話的。蘇青做的乃自己的事業，她之盡力，自有內在的動力，我們卻只是謀升斗之資，說起來還只是為他人作嫁，自然所謂動力就難說得很了。
4、蘇青與柳雨生小說《發神記》
讀日本櫻庭弓子《蘇青導論》，注意到她在《在鉛字媒介中》一節有這樣一句話：“顯然是以蘇青為原型的柳雨生小說《發神記》……”，這個說法是我們素來沒有注意過的，真是這樣嗎？
柳雨生的短篇小說《發神記》刊于1944年4月號第13卷第1期的《雜志》。這一期張愛玲、蘇青、胡蘭成都登場了，雜志里面有一個《女作家聚談》，蘇青發表的小說《蛾》，還有實齋《記蘇青》，用櫻庭弓子的話來說，就是“對蘇青的幾乎無微不至的介紹源源不斷”。那么，柳雨生的小說《發神記》是不是用小說形式來介紹蘇青呢？
柳雨生的《發神記》開場是在一節火車夜車車廂里。在一個單位區間里，坐著三位，分別是男子仲華，女子之娟，這兩人同坐一凳，對面是北京口音又因為在江南住過一段，口音有點混雜的男子京生。開場的情景頗有點曖昧，仲華在酣睡，之娟的一雙穿著絲襪的纖足是由對面的京生“溫暖地抱在手中”的。半夜時分，之娟與京生都被驚醒了，京生看到對過的之娟“不失一種楚楚含情的風度”，心里在暗忖著：“說是快近三十光景的人了，不知道她的心里，通過了人情世故和經驗之外，還有著燃燒的愛情沒有。”這篇小說，沒有具體的情節，有的就是斷斷續續的夜半時分在火車上的幾段對話。
一開頭，就是京生挑逗似的問之娟要不要再婚。京生進而又問：“我就是一個結了婚的男人。我還有一個四歲的孩子呢！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是可以合乎你的對象的條件呢？之娟！”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樣的問話簡直就是說：“你做我的小三吧。”
隨后，之娟話題一轉，談到她的婚姻生活，她和馬君莊的故事。這個故事誠然與蘇青的經歷很相象。隨后，京生又談了他自己的戀愛與婚姻，這里面有幾句話可以一說：
京生說：“又譬如我，結婚之后已經五年了。我再遇見旁的女人，我還是要愛她的。實際上我已經發現了好幾個這樣可愛的女性了。她們認為我是可以信賴，可以托付的時候，我覺得我又多了一個親近的了解的人。”
“那么，你的太太，”之娟說：“知道了不會吃醋么？”
“我知道她是會的。吃醋是女人應該有的美德呀！之娟，我現在對你說的，不是開玩笑的話。有許多朋友說你是一個像男性的女性，這真是在大大的開你的玩笑了。說您像男性，是因為你太直爽，太明朗么？我是知道你直爽的原因的。……其實，你是再正常再女性也沒有的女性了。我的觀察的一個根據，就是你必是醋性極大的人。你的一部婚姻史其實就是吃醋史。當然，你現在是在吃醋之外，開始明了和獲得一點別的東西了。……”
上面的話，是相當有針對性的，即很多人對蘇青的觀感，譬如實齋《記蘇青》開頭就說：“蘇青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她的爽直，豪放和饒有男子氣概。……我們在眼前見到的是一位燙發時裝的現代佳人，然而我們閉上眼后，只聽她的高言讜論，活似一個辯才無礙的男子漢。”相對實齋對蘇青的看法，我想，京生對之娟的認識當更為蘇青內心所認同。
柳雨生的《發神記》，如果恢復成繁體字的話，發不是發生的“發”，而是頭發的“發”，在整篇小說中，似乎看不到這樣的題目是何取意，很有點故弄玄虛的味道，也可能只有他們私下里有什么“今典”可以相視一笑吧。
從小說整體看，之娟確實有蘇青的影子，而京生誠然是作者的化身。蘇青的《續結婚十年》對于柳雨生的原型潘子美，蘇青其實并不喜歡，曾評價他辦事圓滑，當然還有一點別的原因，譬如在《風雨談》（書中是《文光》）連載《結婚十年》（書中為《殘月》），雖然嘴上說得好，實際上卻并不重視，位置也放得很靠后（《續結婚十年》第71頁載“他自然并不怎樣看重它，把它排在不重要的地位。”）。《續結婚十年》中，潘子美對蘇青相當殷勤，介紹工作，請客吃飯，但蘇青描寫潘子美的筆調，多少帶著點嘲諷的味道，還說“他同魯思純是舊相識。資望自然遠不如魯，因此覺得拖住了魯思純在一起，不論在何處都可以自高身價。他對于魯思純一向總是執禮甚恭的。”書中居然還有潘子美（柳雨生）偷配蘇青臥室鑰匙，為蘇青洗衣的描寫，可見潘子美的意淫功夫了。
如此看來，柳雨生的小說《發神記》多少有點向蘇青自作多情地示愛的味道，柳雨生是個愛才也愛美女的人，面對蘇青，他似乎也曾有過一點企圖，《發神記》刊于1944年4月號，正是那一年春天，柳雨生、陶亢德和蘇青曾結伴到南京和紀果庵相會，《發神記》所描繪的可能就是他們在火車上的一幕。當陶亢德在呼呼酣睡時，柳雨生卻捧著蘇青的雙腳，摸著蘇青的手，在偷偷調情呢。
5、蘇青與陳公博
蘇青曾為文贊陳公博的鼻子，很為時人所詬病，蓋鼻子在國人的知識中，不僅僅是隆準，龍門高峻，還與男性的生殖器有關，贊鼻子換句話說，也意味著贊一個男人的性以及性能力。作為那個時代的女性，蘇青或許并不懂這個，于是一句真心的贊美，就被人笑話了。抗戰結束后，小報小書（那種所謂內幕）都曾把蘇青與陳公博聯系起來，蘇青也沒有站出來澄清，后來，她出版《續結婚十年》，對與陳公博的關系有比較詳細的描述，似乎也不見什么曖昧，不過是要她做秘書，給她官做，再是給她錢，于是辦了《天地》雜志。書中給我們印象深刻的，是謝上校走后，報紙上刊出了陳公博被槍斃的消息，她說：報紙上第一項觸目的消息，便是金總理死了，她覺得這是歷史的悲哀。
《續結婚十年》寫作和出版都在抗戰后，不過她還是寫出了自己與金總理的交往，也為他的死而傷心，但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否僅止于此呢？小報小書上的記載是否空穴來風，出于想象呢？
本來，這種床笫之間私人的事，外人難窺底里的，除非有西方那種伏于床下的弄臣出來講講聽感罷。然而，蘇青的事，自己不說，卻有人替他說了出來。這個人也是她的入幕之賓，也就是《續結婚十年》中的謝上校。
蔡登山先生已經考證出，謝上校其人，就是后來的作家姜貴。他在五十年代香港的《上海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回憶錄《我與蘇青》，把蘇青的事說了很多，幾乎揭了蘇青床上的被子。
回憶錄的真實性可能小于日記，但高于小說形式的《續結婚十年》是毫無疑問的。且姜貴這篇回憶還是刊于大陸“解放”后的香港（按：姜貴此文寫于臺南），可以不擔心蘇青看到。姜貴說：“自由世界與竹幕大陸已經是兩個天地，這些舊事，由于地理關系，已與對方痛癢無關。”所以，這里的記載，應該比較的可信并接近于事實。
姜貴在《我與蘇青》中談到蘇青與陳公博，必是來自蘇青之口，且看他怎么說—
蘇青的離婚，“原是陳公博慫恿促成的。”陳公博為什么要拆散人家一對夫妻呢？自然本身兩人之間已經存在矛盾，這是不必說的，更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為他們自己方便。
蘇青追隨陳公博，最先的名義是“隨從秘書”，“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謹防莫國康的毒手，她才改變主意。”莫國康作陳公博的“隨從秘書”在前，為什么蘇青來做要謹防毒手呢？當然不是工作上的競爭，而是奪寵與妒忌，這樣就可以明白蘇青與陳公博的關系，其實就是陳公博與莫國康的關系。
蘇青后來就市府專員之職，“陳公博送給她的是一本復興銀行的支票簿，每張都已簽字蓋章，只等她填上數字，便可以支現。”“陳公博接見她，常在國際飯店某樓的一個房間。”抄到這里，基本可以明白蘇青與陳公博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了。
這樣看來，蘇青稱贊陳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內心的由衷之言，雖然兩人之間的關系只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6、蘇青與周化人及其他
我讀《續結婚十年》，不知道蘇青與周化人還有一點關系，現在想想，主要是對周化人其人，根本就沒有關注過。在那個年代，周樹人，周作人，周化人，周雨人，周作仁等等，一時間同時出現，簡直難以分清，特別是周雨人，周化人，都不是文學中人，雖然報紙刊物上時有他們的文章，但大抵是政治經濟，我的眼睛，簡直沒有在上面多停留一會，這就造成了對周化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于是，看《續結婚十年》時，就無法與他對上號，看到和蘇青來往的那位高官，雖然知道不是虛構人物，卻怎么也無法和現實中的某某聯系起來，直到看到姜貴的《我與蘇青》，才知道蘇青身邊，一個個排了隊，里面還有一個周化人在。
周化人有必要介紹一下，原準備找《周佛海日記》中的注，卻一時沒有找到，不得已求助百度，結果如下：
周化人（1902—？）廣東化縣（今化州）人。抗戰爆發后，附汪投敵。1939年9月，任汪偽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1940年12月，任汪偽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宣傳組組長。汪偽政權成立后，歷任汪偽鐵道部常務次長、社會行動指導委員會委員，汪偽廣東省政府委員兼廣州市市長，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上海分會委員，汪偽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
這是一段無頭無尾的介紹，實在說不過是1939年到1945年的浮光掠影式的履歷，沒辦法，也只能如此。讀我文章的朋友們，姑且先“破一下蒙”。
《續結婚十年》中，周化人化身為趙瑞國，是一個“胖胖的紳士”，“他的頭發是稀疏的，齊往后梳，顯得整潔而大方，咖啡色的西裝，質料很高貴，式樣也適合身材的”，這位趙瑞國，名片上是“幾項官銜，大概是什么廳長什么委員之類”，通過一段時間接觸，蘇青就和趙瑞國在西區多麗公寓訂了房間同居起來。
蘇青筆下的趙瑞國：“他是英倫留學生，遍游歐洲各地，性情溫和，舉止彬彬有禮”，“他常回憶過去，茵夢湖畔的戀愛故事，他說他曾愛過一個異邦女兒，只為羞于啟齒求婚，他常常自瀆，后來性機能便衰弱了。”趙瑞國常常不能滿足自己的夫人，怕和自己的夫人見面。此后，蘇青寫了自己與趙瑞國的爭吵，再說自己與趙瑞國更多是精神的愛，最后是家里孩子沒人管，急急回前夫家照顧孩子，才與趙瑞國疏遠了。
我們再來看看姜貴《我與蘇青》中提到的周化人—
姜貴說：“蘇青和周化人的關系，有甚于公博。”“蘇青常常掛在口上的人物，陶亢德之外，便是周化人了。他常帶著保鏢請她到外面去吃飯。周化人患有某種隱疾，唯蘇青能滿足他的需求。”上面說過，周化人是性機能衰弱，換成現在的說法，可能是早泄，何以蘇青就能滿足周化人呢？而周化人不能滿足自己的夫人呢？我們就不知道了，而周化人的夫人做不到。究竟真相如何？自然誰也不清楚。不過，蘇青閱人很多，譬如所謂談惟明的胡蘭成，在張愛玲的《小團圓》中，就可以俯身到腿間做些事情，想必蘇青也可以。
姜貴說：“勝利之始，周化人留一張條子在房里，一去渺然。”抗戰勝利后，周化人就逃到香港，他在香港改回原名周億孚，在大學里任教，成為一位名教授，他的學歷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還出版過好幾本書，如《基督教與中國》、《中國文學史稿》等。
姜貴在《我與蘇青》一文中曾強調：“我今日的敘述，將更忠實的回憶當時的實在情形。因為既然意在湊趣，又不是有人來逼口供，自然沒有"真情虛報"的必要。”這樣的話似乎可以保證該文作為史料真實性的一面，然而解讀此文，也應該明白，這是姜貴“以我的立場、我的看法，復述一番而已，……”因此文章的主觀色彩，必定會產生事實與敘述之間的距離，這是我們讀《我與蘇青》時要注意的地方。
《我與蘇青》中曾模糊地提到蘇青的一個隱秘故事。這個故事，如姜貴所說是這樣：“勝利之初，蘇青曾有幾天不見，沒有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但后來又出現了。這一隱一現，才是她的"要緊的"秘密，任何人她都絕口不談。這樣的例子，在她是絕無僅有。”這段話是相對前面一段話說的，前面一段則是這樣的：
“張愛玲謂：蘇青口沒遮攔，但她是有分寸的，真到要緊的，她便不說了。但據我（姜貴）所知，她的"要緊的"，并不包括性愛在內。她對這些事一點也不隱諱。”換句話說，相對于世人眼中的性愛隱私，蘇青的生活中還有更要緊的故事，性愛是可以揭露一點的，但蘇青的這個隱秘故事，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說的。
那么，蘇青還有著什么隱秘的故事，不能向任何人說呢？我們玩味姜貴的文義，雖然他說“任何人她都絕口不談”，但很明顯，即使他并沒有從蘇青嘴里獲取，但憑著兩人之間極其密邇的關系，他不但知道這個內幕，還曾分享過蘇青的這段隱秘，由于姜貴當時不在上海，勝利之初，兩人根本還不認識，所以姜貴只可能是事后獲知。不過，姜貴在這里也忍住沒說。
這究竟是一個什么秘密呢？我不知道，但很好奇，說實話，這件事困擾了我很久。
我們不妨從別的方面來作點推測。蘇青的《續結婚十年》有《勝利了》這一章，這是安排在離開趙瑞國（周化人），回到前夫身邊后發生的故事。也就是發生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日。里面有一段她和前夫的對話：
……
我快樂地說：“真是太好了呀，賢，你現在可以設法找事做了。當時虧得我勸你等待，要不然的話……”
賢伸著的手垂下來了，兩眼望著我，冷冷的說：“但是你也預備跟著總（經，請讓我加個毫無意義的字）理逃難嗎？”
……
賢見我沉吟不語，又從旁冷笑著說：“事到如此你還戀戀不忘舊嗎？……”
在這一章里，蘇青還到報社去看魯思純（陶亢德）、潘子美（柳雨生），未值，趙瑞國又留了紙條離開了，后來又去看望了戚先生夫婦（周佛海），但就是沒有看望陳公博的紀錄。照蘇青的脾氣和她在《續結婚十年》中透露的對陳公博的情意，她是個戀舊的人，不會輕易舍了陳公博，而只被前夫在嘴上提到。特別是這種艱難的情況下，蘇青反而會表現出一點俠肝義膽的。我們知道，日本投降之初，陳公博還在上海，一度還因為和周佛海的矛盾，衛兵們互相射擊對壘過，后來才逃往日本避難。那么很有可能是蘇青借她前夫的口，透露了一點自己獨享的秘密，好在這樣的透露，外人是猜不透的，但“國王長著驢耳朵”又是她深藏內心的隱秘，她憋得難受，只有用這種方法“浮上水面”，透出一點“秘密”。
從所有這些跡象分析，我覺得所謂蘇青的隱秘，很可能是她跟著陳公博逃難去了，或者退一步講，為陳公博尋求避難地了，后來很可能情況變化，也許蘇青沒有完成使命—沒找到很好的落腳地；也許一起逃難被陳公博勸回了，總之，勝利之初，蘇青失蹤了幾天，她的“一隱一現”是個值得探究的謎。而如果真的和陳公博有關，那么，蘇青的失蹤當然是相當“要緊”的。
蔡登山先生從網上傳過來一篇他的近作，《從一篇佚文看姜貴和蘇青的一段情》，拜讀一過，拍案稱奇。文章講他通過各種線索，發現了一篇發表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上海日報》署名謝九的《我與蘇青》，經過蔡先生的探賾索隱，終于解開了《續結婚十年》中“謝上校”的秘密，他竟是后來在臺灣有名的小說家姜貴。所有這些，使我們對于蘇青的《續結婚十年》的研究（同樣也是對蘇青生平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這里我不想披露蔡先生的原文，只想把答案先告訴大家，除了謝上校—姜貴外，蔡登山先生還告訴我們，小說中的趙瑞國原型是周化人。
《續結婚十年》中，謝上校是蘇青的朋友童于道的親戚，國民黨的一個上校軍官，這是一位“短小精悍”、“精通翰墨”、會做舊詩的男人。抗戰勝利后，他來到上海，把一個朋友接收來送給他的房子轉送給蘇青住。這樣做，當然是有目的的。目的當然就是蘇青這個人。
當時，蘇青描寫說，謝上校怎樣想盡辦法拖延時間，最后成功地共臥一室（睡沙發上），然后，在夜半成功地“笑吟吟的伏下來了”。照說，像蘇青這樣經歷的女性，不會預見不到這種結果，我甚至懷疑這正是她的期待。但在蘇青寫來，謝上校卻是強制達到了目的。
《續結婚十年》中的蘇青，往往是夜來順受，白天里卻要拿出自己的尊嚴來，在這個男性身上扳回一局。他和談維明是這樣，她和趙瑞國是這樣，她和這個謝上校也是這樣。第二天天一亮，蘇青發飆的時候就到了。躺在床上，她很后悔，覺得被人玩弄了。這位謝上校不懂風情，只顧滿足自己，對自己完全是一種侮辱。結果是，謝上校留下的錢也不顧，還留下一張紙條：“請你永遠不要來找我。”就這樣了解了她和謝上校的情緣，此日正好是金總理（陳公博）被槍斃的日子。
事實當然不會是這樣。蘇青在《續結婚十年》中總把自己塑造成一夜情似的“木子美”，據我分析，這種關系哪會這么快產生，并這么倏忽快捷地結束呢？而這位久經沙場的謝上校，真實身份的姜貴，哪里會完全如蘇青所說的那么“只顧滿足自己”呢？他有老婆孩子，還有已病死的姬妾韓氏，我想決不至于如蘇青所說，小說反映出的是蘇青的那種多少有點畸形的女權思想吧。
化名謝九的姜貴，之所以會在十余年后，回憶與蘇青相處的經歷，寫成《我與蘇青》，大概是因為看了蘇青《續結婚十年》中的一面之詞，也想說上幾句，透露點自己視角的東西。他沒有對蘇青的說法一一駁正，他完全說自己與蘇青的故事，以留下他與蘇青關系的另一份證詞。
蔡先生在文章中得出結論說：“《續結婚十年》，是秉承《孽海花》以降的小說傳統，蘇青采用化名去寫真實的故事”，相信大家看了都會首肯。
7。《小天地》及其他
周班侯（筆名班公）是蘇州人，蘇青辦《天地》月刊后，他也在天地出版社辦了個《小天地》。所謂“天地”，“小天地”，其實隱隱與戰前林語堂編的《論語》半月刊有關，即提倡小品文也。林語堂提倡小品文時，有一句話是天地之大，蒼蠅之微，無所不談。作為小品刊物，《天地》也是談天說地，聊北侃南，無所不談的。《小天地》在形制上比《天地》小，雖不能說一胞雙生，卻也是天地出版社一枝上結出的一大一小的兩個果實。
《小天地》1944年8月10日創刊，到1945年5月1日辦了5期停刊。《小天地》作者多用筆名，使用真名的不過寥寥數人，值得注意的有胡蘭成的《談談蘇青》，這是大家都熟悉的文章。如果仔細品味，或許會有意外的收獲。譬如：“他們（寧波人—引者）毋寧是跋扈的，但因為有底子，所以不像新昌嵊縣荒瘠的山地的人們那樣以自己的命運為賭博”。大家知道，蘇青是寧波人，而胡蘭成正是嵊縣人，文章中把蘇青和自己對比，似乎也暗示出，胡蘭成與蘇青，這兩個浙江人的根本性不同，作為荒瘠山地出來的胡蘭成，正是隨時隨處以命運為賭博的人。文中還暗示了他和蘇青關系的曖昧：“倒是在看書寫字的時候，在沒有罩子的臺燈的生冷的光里，側面暗著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種新的圓熟和完美，是那樣幽沉的熱鬧，有如守歲燭旁天竹子的紅珠。”這句話無疑是寫得相當美的，但它的美卻飽含了艷情的味道，讀來有如《疑雨集》中的詩句。試想：一個離婚女人的房中，天晚了，燈下，女人在伏案看書寫作，一個不是丈夫的男人卻在旁邊欣賞，連蘇青家沒有燈罩的臺燈也寫到了，這情調自然可以想見兩人的不尋常的關系了。
我這里不想多說胡蘭成與蘇青，倒是想說一點戴望舒、周黎庵、穆麗娟這三個人，這個題材寫的人也多，不過大家都注重寫戴望舒與穆麗娟的離離合合，卻很少關注周黎庵與穆麗娟的暗度陳倉，即周黎庵早在戴望舒與穆麗娟中間插了一腳，所以穆麗娟會毅然決然的與戴望舒離婚。這個也是我從文字間咂摸出來的。《小天地》第三期有一篇鄂廠（疑即散文家王仲鄂，蘇州人）記《詩人水拍》的文章，是詩人袁水拍傳記的可貴資料，一直未得到人們的重視。此處不多談。文章中有一節談到了戴、周、穆三人，抄錄如下：
“從粵漢路南下到達廣州，再渡海到香港，水拍開始了他的新生命。姚蘇鳳是文字舊交，也到了香港，于是努力寫稿，成為香港星報的中堅，更因他卓然的文筆，獲識戴望舒、茅盾、葉靈鳳、徐遲等人，有一時期且住在望舒家中。望舒的太太住在上海，家用款即托水拍匯滬（按：袁水拍早年從業銀行，匯款便利），由我轉交，記得穆小姐來我處拿匯款的時候，雨下得正盛，陪來的正是穆小姐現在的外子周黎庵先生。”
由文中可知，當戴望舒在香港尚未離婚，而穆麗娟獨留上海的時候，周黎庵的身影已經出現在戴望舒太太的身邊，做她的一個護花使者了。關于周黎庵與穆麗娟的婚戀故事，由于周黎庵曾經落水的身份和周黎庵本身名氣不夠，談的人極少，而這一段似乎有助于我們對周穆聯姻以及戴穆離異的了解。
8。情史
蘇青被人戲謔為“文妓”，是因為她在成名作《結婚十年》里的文字：“我需要一個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著我并頭睡在床上，不必多談，彼此都能心心相印，靈魂與靈魂，肉體與肉體，永遠融合，擁抱在一起。”而這本《結婚十年》，卻是她對十年不幸婚姻的自傳。
20歲的蘇青，是溫州地區所轄六縣唯一一個考入中央大學外文系的學生。她因美貌和才情在學校被稱為“寧波皇后”， 與她有媒妁之約的李欽后卻擔心這位“寧波皇后”在中大讀書會有情變，便提出結婚。蘇青不愿，但在母親的苦勸之下，兩人結婚。
婚后，蘇青很快察覺李欽后有外遇，她選擇回學校繼續上學，不料發現自己已經懷了孕。她生下一女后，不幸的事接踵而來。五年間，蘇青連著生了四個女兒，一女不幸夭折。因為沒能給夫家延續香火，她受盡公婆小姑的冷嘲熱諷。
而與她同床共枕的男人卻自私、懦弱、虛榮，不養家，沒有主張，也不負責任，礙于面子還不許她在職業上發展。無奈之下，她向他要錢補貼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記耳光。她在病中，丈夫和新歡卻在屋外合唱《風流寡婦》。
雖然她最終生下一個兒子，但生活的壓力，性格的沖突，一女的早夭，丈夫的家暴與出軌，最終讓這段婚姻走向崩潰。
蘇青:天下竟沒有一個男人屬于我
很多人知道蘇青，是在張愛玲的散文里。張愛玲曾寫到：“我想我喜歡她（蘇青）過于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蘇青很敬重張愛玲，她當著媒體的面聲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大看，只看張愛玲的文章。”這兩個閨蜜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樣的受過高等教育，同樣的出身顯赫，同樣的因愛傷痕累累，最后離世方式也是同樣的花落人亡無人知。
張愛玲死心塌地愛了一生的丈夫胡蘭成是通過蘇青認識的，蘇青可以說是張愛玲和胡蘭成的紅娘，但張愛玲也隨時提防著這個孤獨寂寞的單身“紅娘”。胡蘭成在回憶錄里說他在蘇青住所逗留，恰好張愛玲也來了，當下張愛玲泛出醋意。這兩個曾經好得可以穿一條褲子的女人最終因為胡蘭成，在隨后的年月里漸行漸遠。
與蘇青有曖昧關系的另一個男人便是當時偽上海特別市市長陳公博。當時陳公博是有妻室的人，但他不僅在蘇青離婚后送去一張十萬元的支票，還請她做隨從秘書，市府專員，資助她創辦《天地》雜志。二人的床笫私事，是由作家姜貴在《我與蘇青》中揭發的。
在陳公博倒臺后，蘇青遇見了另一個男人，而他只是在動蕩不安的時代，暫時為她們母女提供了住所而已。
對于自己的情感經歷，蘇青感慨：“天下竟沒有一個男人是屬于我的。他們也常來，同談話同喝咖啡，有時也請我看戲，而結果終不免一別。他們有妻，有孩子，有小小的溫暖的家。”
傲寒整理作品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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