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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所礦山子弟學校上的初中，那時是兩年制的初中和高中。當時，我們學校的老師基本上是解放前的老高中生，很少大學生。我由此經歷了1975、1976這兩年極不平凡的初中生活。對于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哪曉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更多的老師，整飭紀律不手軟，甚至對搗亂分子敢于拳腳相加地“鎮壓”。
曾經以為，在小學加入相當于如今少先隊員的紅小兵，上了初中就是爭取“紅衛兵”，那都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培養接班人的先鋒隊組織。我當過紅衛兵，那時只要在學校表現好的，學習比較認真的學生，都可以加入紅衛兵。到學校報到的第一天，學生里面就有“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準備。在當時大人領著小孩“打仗”的很多，有些學生都難免遭到打擊。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里，表現在搶籃球等問題上，只要有一方橫眉冷對，便有對方打抱不平，聲援者大呼小嚷、拳打腳踢。學生在當時可以更多地被賦予奴化，大環境最讓人鄙視的。教語文的李玉長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也許是我對語文的學習熱情，很快受到他的肯定，就稀里糊涂地成了紅衛兵。
李老師高中學歷，是礦里的工人，安遠人，因為在礦山工作時出過工傷，后來被調到學校。他與共和國同齡，字寫得漂亮，對學生非常友善，很有耐心，沒有用過武力維護“師道尊嚴”，他能夠引導和鼓勵學生在語文教學中思考、爭論。在那個崇尚武力、造反混亂的年代，他沒有組織過紅衛兵參加偏激的活動，沒有向我們渲染過“文革”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勢。說是紅衛兵，我們只是多了一個毛體的袖箍，既沒有串聯的經歷，也沒有批斗老師的撼事；沒有趕上偉大領袖接見百萬紅衛兵的潮流，是與后來披露的紅衛兵組織的無序無情難以混為一談的。李老師當時喜歡提前把要講評的學生作文抄在黑板上，發動全體學生評說修改，這讓我受益終生。像分析句子成分，推敲詞語，真讓學生們開動腦筋，以致下課了還為誰對誰非抬杠。在他的影響下，我甚至拿著自己寫的作文拜訪礦里的一個失意落魄的肺結核病人，他也是解放前的老高中生。當時不知道肺結核病人會傳染，只知道他在報紙上經常投稿并發表，贛南日報社要聘請他當編輯、記者；他的天真和尊嚴，被某干部不緊不慢的一句話重重地碾碎，因為他是地主成分，以致三、四十歲已是風燭殘年。他在不住地咳嗽聲中幫我修改了作文，將題目改成《紅心巧手繪新圖》，并寫了些勞動的場面。我由此感受到“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語言氣勢，我想不能老用“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句子，應該把場面和人物寫得生動，感覺是件爽快的事。在那兩年里，我生活的礦山經常辦看守所式的“學習班”，經常處在硝煙彌漫之中。學校里也貼大字報，贊揚張鐵生、黃帥等闖將，批判所謂修教路線回潮。
現在想來，當時上初中不是緊張的事，沒有起早貪黑，沒有大考小考，有的女生上副課時還編織手工藝品，也有學生打架讓老師煩心的事。學校曾在一個時期每周借閱圖書，我在那時養成了堅持至今的做摘記習慣。李老師組織紅衛兵周日捉過棉蛉蟲，每個人準備一個自制的小布口袋。如冬天為軍烈屬上山打柴、到礦里一個車間去勤工儉學、舉辦爬山比賽等，我們分享了紅衛兵的無比光榮和莫大喜悅。難忘那個冬天，老師告訴紅衛兵并讓轉達，說周總理去世，“同學們這幾天不要大聲喧嘩”。有幾個同學次日還戴上了黑紗，想必是父母的教導。老師在課下也與學生們在一起，在那個閉塞的年代，我們盡可能的沉默。不經意地證明了新的一代正在走向成熟，雖然我們不知道上邊激烈的斗爭和如何悼念的限制。當毛主席逝世，老師指導我們連夜制做小白花，次日全體師生在礦里臨時搭建的悼念會場，那時的眼淚和哭聲是沒有造作的。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明知道馮德英寫的《苦菜花》被學校宣布打入禁書之列，依舊摘抄并隱匿不報，那是我讀到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我參加工作以后，讀過不少關于“文革”、“紅衛兵”的書刊。我上兩屆的同學，作為當年的紅衛兵，享受天馬行空的免費串聯，去了井岡山、還到過北京，聆聽過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上講話。而我們在一個人性扭曲成為司空見慣的年代，并不知道外面群魔亂舞。往事如煙，我沒有自豪，我可以坦然面對：我當過紅衛兵！我們這些孩子不是生來立場堅定，而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的老師，在特定的年代利用特定的方式，沒有讓我們偏離接受教育的主航道。
李老師后來也被調到安遠縣，在縣委擔任辦公室主任的工作，寫了好多格律詩，我在參編的選集中用過幾十首。2006年5月，我在《江西教育》發表《我的語文老師》，寫得最多的就是李老師。回首紅衛兵的經歷，我想真誠地道一聲：“老師，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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